1931年3月，涂作潮在上海的中共中央特科担任机务员和机务教员。1931年3月20日涂作潮到达江西中央红军总司令部，先后担任机务员，机务教员，无线电队政委，中央军委材料处主任和军委无线电材料厂厂长，直到1934年10月红军长征开始时。 1931年6月底，第三次反围剿开始前，涂作潮在仅限于几个中央首长和嫡系无线电人员知晓的情况下，给当时的红军电台增设了40到70米的波段。

当时红军缴获的国军电台的频率是80到130米。国军因此在80到130米的波段范围内监听红军的电讯内容。有了涂作潮增设的40到70米的波段，红军就能在自己的40到70米波段里收发自己的电报，而在国民党守株待兔的80到130米的波段里，收发声东击西的假电报。此外，当时的上海党中央的电讯频率也是40到70米波段。江西中央红军终于在1931年8、9月份，用40到70米波段联系上了上海党中央。

李白随长征部队到陕北后，涂作潮独自一人在西安事变前夕制作了三部适合秘密工作使用的电台。第一部是5瓦小型电台。第二部是交直流两用的5瓦小型电台。第三部是100瓦电台，其中的收报部分使用直流。西安事变当日，1936年12月12日，西安停电。捉蒋的消息由那部5瓦的交直流两用电台发出。1936年年底，周恩来指令涂作潮去上海恢复、开设、发展并隐蔽在上海的中共秘密电台。

1937年元旦，涂作潮从西安潜入上海后，立即恶补超外差无线电技术。1934年开始，国际上流行的超外差收音机进入上海。和以前市售的再生式或者超再生式收音机相比，超外差收音机的灵敏度和选择性更好。涂作潮要开设无线电修理行做社会职业掩护，如果修理不了超外差收音机，就可能暴露自己的真实身份。但是，涂作潮此时的超外差技术，仅限于在苏联老师那里学到的一些蜻蜓点水，而自己的实践却绝无仅有。半年之后，涂作潮有底气了，就在上海赫德路，也就是今天的常德路572号开设了恒利无线电公司。

从1937年7月到1940年的某日，这中间的时间一共是3年。涂作潮的超外差技术不仅有了很大的长进，而且让他在有意无意间，捅破了一层窗户纸，发现了中频再生现象可以临时充作差频振荡器的秘密。超外差收音机都有中频放大，而再生或超再生收音机没有中频放大。也就是说，如果涂作潮没有娴熟地掌握了超外差技术，就绝不会有无形收报机的发明。

观众们也会问：发明无形收报机属于偶然，还是必然？

如果涂作潮凡是按照教科书办事，则永远不会有这项发明，因为教科书对于中频再生引起的二次振荡，或者中频再生造成的啸叫，自打有了超外差技术那天起就存在的中频再生，必须消除之，绝无废物利用或者变废为宝的道理。

客观地回顾历史，涂作潮的这项发明应该属于偶然。但是，涂作潮的特别之处却是，仔细留心这种啸叫，也顺着中频再生的问题往下想问题。别人都要去之而后快的问题，他却逆向思维地加以利用了。偶然也好，必然也好，他经意或不经意间，把这层窗户纸给捅破了。今天，只要把无形收报机的图纸画出，任何一个从事无线电通信的人都能一眼看出这个间谍收报机的奥妙：中频再生形成差频振荡器。

观众下一个问题是，涂作潮对于无形收报机的保密，做到什么程度？无形收报机最后是如何解密的？

在1956年涉及潘汉年案的全国审干运动中，涂作潮上交了1万8千字的自传。他只是在目录中提及“1940年利用收音机收报成功，”而在行文中却只字不提。涂作潮准备把这个秘密带进棺材，除非隐蔽战线的统帅周恩来亲自过问详细。1968到1969年文革甚嚣尘上，在电子部被非法关押中的涂作潮遭受百余次刑讯，累计超过1千小时。他的罪名之一是国际间谍。对于无线电懂行的专案组重刑逼供的内容之一是无形收报机。涂作潮被迫交代了无形收报机的工作原理—中频再生。但是涂作潮交代的无形收报机的制作工艺却是假的—两个线圈：一个接中频放大的输出，另一个接收报机振荡管的输入，适度的电感偶合形成中频再生;具备机务知识的报务员就能驾驭这个临时差频振荡器了。专案人员信以为真。如果他们照猫画虎地做一遍，就会发现涂作潮交代的制作工艺是假的了。

从1980年开始，在全国党史资料征集活动的鲜花和掌声中，涂作潮依然守口如瓶。在涉及李白密台的回忆中，他只是重复了1968-1969年的交代内容。1984年底涂作潮去世前，主管机要的党中央一把手没有向涂作潮求证无形收报机的秘密，因此无形收报机的秘密就随着涂作潮的离去而离去了。1981年11月8日，前中共中央副主席、原中央特科科长陈云在前中调部长罗青长、前特科通信科长（后外贸部长兼国务院顾问）李强和时任国家安全部部长凌云的陪同下，短暂接见过涂作潮，没有提及无形收报机的问题。

2006年涂作潮的幼子涂胜华在燕郊自费修建了涂作潮陈列室。时至2014年，大小20个房间里展放了近1500件/份档案和实物。2007年，涂作潮三子涂延华开始仿制无形收报机的实体可操作模型。时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