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冬到1941年秋,涂作潮和李白师徒在这处地点的字号名称是幸福的声音的福声无线电公司。1941年秋,涂作潮夫妇和两个孩子搬离位于威海路338号的福声无线电公司后,李白夫妇留在福声无线电公司继续经营。
49’47”
第三次操作电台场景。收音机上仍然是那个差频振荡器。何兰芬在收发报。日寇分区停电,搜查秘密电台。
53’50”
情况紧急。何兰芬把收音机迅速抱下楼,放回卧室。
54’33”
闯进来的日寇摸着仍然散发着余热的收音机问:半夜三更听什么收音机?说明几分钟前,这台收音机的确使用过。
影片中没有揭示的秘密是,日寇闯进来前的刹那,李白松开了那个竹夹子,把那根10厘米长的细电线或者从窗户扔出去,或者就丢在什么地方。于是,那个临时的差频振荡器就荡然无存了。而无形收报机也变回普通的家用收音机了。
55’43”
日寇抄出发报机。找到了电台的一半证据。作为李白电台的另一半证据的差频振荡器,影片没有涉及。在影片的查抄场景中没有出现那个差频振荡器。历史的真实是,当时就没有这个差频振荡器。真正的差频振荡器,也就是涂作潮发明的无形收报机的秘密,就是一根大约10厘米长的细铜丝。这根细铜丝的一端,用晾衣服的竹夹子夹在收音机中频放大部分的输出端,另一端则在靠近中频放大部分的输入端的附近。当这个附近的距离,在大约2厘米到2毫米的范围内调整。这时,在465千周工作的中频放大器的一部分输出,通过这根细铜丝,以电感形式正反馈到中频放大器的输入端,形成了中频再生。
56’03”
李侠被抓进宪兵队。遭受刑讯。李侠坚贞不屈。不招认自己是共产党或者是抗日分子。
影片没有讲出的故事是:日寇的无线电专家整整用了8个月时间来研究、审查李白的设备。他们的技术鉴定是:发报机完好,处于工作状态;但是,案犯没有收报机。只有发报机,没有收报机,无法形成现行电台的证据。案犯家里的收音机,经过反复验证,只能收音,不能收报。
因此,没有现行电台的证据,就是影片没有讲出的李侠获释的技术原因。
1:15’50”
李侠从76号放出。76号是当时的极斯飞尔路76号,日寇专门迫害抗日志士的特务机关。极斯飞尔路现在是上海的万航渡路。
无论是懂得无线电技术的,还是对于不懂无线电技术的观众,会提出的另一个问题是:当年日寇的残酷,人所共知: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 影片中的李侠坚贞不屈,不肯招供,怎么反而被日寇释放了呢? 即便没有现行电台的证据,日寇为什么就放了李白了呢?
如前所述,担保李白出狱的是周佛海,当时日寇卵翼下的汪精卫伪政权的警政部长兼上海特别市市长。周佛海曾经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人之一,中共一大代表。周佛海投敌后,为了给自己留一条后路,也通过种种渠道,和重庆的国民政府保持着联系。而周佛海的儿子周幼海恰恰就是中共党员。
李白被捕后,中共中央和中共上海地下党全力营救的任务落在了华克之的身上。华克之又名张建良。中共特科的骨干之一。华克之在自己多如牛毛的社会关系中,选定了一个恰如其分的中人—任庵。任庵的父亲是一个满清重臣。家境富可敌国。在长沙的私家收藏是有20多万册的取名为岳阳楼的藏书楼。任庵和周佛海的私交很好。李白的案情又不严重。于是,周佛海就顺水推舟了。1949年以后,任庵在香港从事中共的秘密工作。1970年代在香港终老。
观众的下一个问题是,李白从1939年冬到1941年秋,历时一年零九个月,从涂作潮那里学会了机务技术,成为“全能的无线电人才。”那么,发明了这个史无前例的无形收报机的涂作潮的学历和特工资历,到底有多高深呢? 答案可能难以置信:全部学历累计不足9年。家境贫寒的涂作潮,在学徒做木匠前后,断续地上过私塾,乡村小学,教会学校,工人夜校,加上他留苏的4年5个月,包括学习、实践和实习无线电技术的1年3个月!
不仅如此,涂作潮的故事实际是从丑小鸭的故事开始的。1925年11月17日,他所就读的莫斯科东方大学中共旅莫支部对于他的评语是:“暴躁。不知秘密工作。喜弄手枪。很勇敢。能够站在团体之内。”涂作潮是1928年6月到7月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的指定参加代表。六大前夕,驻共产国际的中共代表张国焘和六大秘书长周恩来先后指令涂作潮在苏联秘密学习无线电技术。六大期间,周恩来夫妇昵称涂作潮木匠,从此约定俗成了涂作潮在秘密工作中的终身代号。在他就读列宁格勒伏龙芝军事联络学校10个月后的1929年9月11日的业务学习鉴定是“基础差,底子薄,高等数学几乎等于零…有可能无法完成10个月的速成班学习。推荐的将来工作是:宣传。”让无线电专业的学生去做宣传工作,寓意很清楚:这个学生结业后,无法胜任业务工作。
1930年3月到